【科技國會開講】許毓仁畢業感言:台灣新舊經濟衝突,將跟統獨議題同等重要

許毓仁提到未來時,倒是先開玩笑說要不要先創立一個「台灣數位公民黨」,只專注台灣數位經濟的問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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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走進去辦公室,「V神」Vitalik Buterin、「CZ」趙長鵬等人的簽名還在牆上,但另一側只見一個個紙箱正堆滿角落,明示著這裡的主人即將告別此處。他接著指牆上面一個一個簽名,許毓仁笑著:「真希望能把這面牆帶走,發生太多故事了。」

身為本屆專注於科技、新創議題的立法委員之一,許毓仁在科技領域最為人知的事就是為區塊鏈、金融科技倡議,而被以太坊創辦人 Vitalik Buterin 直接稱呼為「加密立委」(Crypto Congressman),而在社會議題中,也因是藍營中少數明顯力挺同志婚姻的委員,因此格外鮮明。

「無論內外,挺同當然讓我承受很多壓力跟攻擊,」許毓仁解釋他第一個會期首先到了司法及法制委員會,就開始慢慢推動民法修法,直到 2017 年大法官釋憲,並堅持到現在專法通過。

「不過有次要搭機出國時,有個男空服員過來跟我說他是個基督徒但也是同志,然後把一個十字架遞到我手上,這讓我感覺我到了走出國會那一刻,我是可以抬著頭離開的;但在社會議題上也有一點遺憾,安樂死法(尊嚴善終法)是我去年看到傅達仁前輩後想推動的法案,很可惜草案只能到一讀。」

三項努力:沙盒、區塊鏈與資安

「我覺得我在國會的核心是立法帶動創新。」許毓仁談到他過去四年主要為科技領域努力了三件事:一是推動了俗稱「金融沙盒」的《金融科技發展與創新實驗條例》,二是讓區塊鏈在台灣法制裡「幣鏈分管」,三則是促成《資通安全管理法》終於上路。

他自述 2017 年,隨著大家討論聲浪越來越大,台灣社會也似乎出現了一股有利金融創新的動力,也是那時候跟臺灣金融科技協會開始合作協力推動沙盒立法;而在沙盒法三讀過後,他也幫忙協調了不少金融科技業者跟金管會、央行以及其他金融機構進行會面,力求沙盒法案能為台灣吸納一批最有能量、國際視野的新創團隊來台。

但許毓仁回想,「後來覺得沙盒原本是提供實驗空間,卻成為一種束縛;我們原本引以為典範的英國(註一)、新加坡,後來發現這兩個國家真正進沙盒的業者,反而不多;那時無論黨派都有點過度信任沙盒可以解決很多問題,反而讓進入沙盒的新創有點處於過度保護的狀態。如果一個社會有太多金融服務需要進沙盒,反而表示這個國家有太多外在問題,讓大家都躲進沙盒,也反過來間接證明這個社會不適合新創。」

所以在經歷沙盒之後,許毓仁自述他稍微改變了推動立法的步驟,反而在立法前,就會花更多的心思在事前的倡議功夫上;到後來 2017 下半年開始推動區塊鏈產業時,就是這麼做。

「那時我在看區塊鏈的時候,畢竟當一個立法委員第一念頭就是立法(笑)。但經過沙盒的經驗,我就覺得要先從倡議、社會輿論、社群等三方面取得共識,讓它走 bottom up 由下往上的方向走。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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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區塊鏈可說是許毓仁問政四年投入最多心力的領域之一。

他特別提到 2017 年 9 月中國全面禁止 ICO 那個當下,就意識到這會是台灣發展區塊鏈很好的動力,也因此在院會總質詢時,質詢當時的行政院長賴清德對區塊鏈、比特幣的看法,讓區塊鏈能正式在政策殿堂上被全國性地討論;也是在那之後,力邀 Vitalik Buterin、趙長鵬等人來台。

「但區塊鏈產業變化太大、爭議太多,所以我推『幣鏈分離』;幣的部分,讓金管會、法務部管,也修了洗錢防制法,把虛擬通貨明列在洗錢防制法第五條裡面,讓虛擬通貨有正式被監管的法律地位,再讓洗錢防制辦公室指定主管機關金管會管理,然後在外面成立自律組織、倡議團體,開始找財政部、業者、四大會計做税制的意見書,再找經濟部來規劃虛擬通貨業的業別登記。」

「那在鏈的部分呢?」筆者問到。「它是一種底層技術,所以我反而是要求國發會成立國家級研究中心,畢竟它的應用場景太少了,很怕它曇花一現,所以麻煩國發會找其他部會來合作,同時盤點一下各部會的科技採購預算,看能不能由政府帶頭,導入區塊鏈找到應用;到後來,連林務局都在林產品生產追溯系統導入區塊鏈了,就是這種努力。」

第三則是資安;許毓仁提到《資通安全管理法》時,他說到資安議題在美中貿易戰與兩岸關係裡扮演了關鍵地位。在國防外交委員會時,也目睹蔡英文政府成立「第四軍」資通電軍。「但資安還是應該成為台灣的重點產業之一,讓它有更大的經濟產值。」也因此在今年跟 AIT 合作,找了 15 個國家的國家級資訊主管,站在第一島鏈的思維辦研討會,並促成 CSCIS(戰略網路空間與國際研究中心)亞太總部落地台灣,讓更多來自美國的資安能量直接跟台灣、亞太合作。

任內有哪些未盡之志?

「我自己這四年在科技領域最大感觸就是,科技發展的速度比法律真的快太多了,像 STO 就真的有點可惜。」談到 STO 時,許毓仁說原本 STO 是美中兩國對虛擬貨幣管理漸嚴時,台灣可以從中找到突破口的產業之一,當時他本人也找了不少產業人士、學者共同找上金管會協商。但後來不盡人意,金管會在制定 STO 法規時選了最保守的做法(註二),不只金額不夠,也沒辦法對全球投資者募資,而且條件過嚴,自然人若要投資還必須要有 3000 萬資產的資格,對業者來說法遵成本過高,實在缺乏商業誘因。

第二許毓仁覺得可惜的則是未能成功推動《數位經濟基本法》,他拿這兩年 UBER 在台發展的故事為例:「像 2019 交通部面對 UBER 卻是用公路法去規範它,但我一看覺得不對;這個法過去就是想解決台灣政府面對破壞性較強的新創時只能『見一個打一個』的窘境,不過可惜,一讀過就躺在那邊了,這就很可能讓新經濟到來時,台灣政府跟民眾都無法適從。」

另外許毓仁也參考了美國川普簽署 AI 倡議(American AI Initiative)行政命令的做法,想推動《人工智慧發展基本法》。「美國正是看到中國 AI 能量正在崛起,所以也通過了這道行政命令,去詳盡規劃未來 AI 在各行各業發展中的引領位置;那我想通過這條法案,就是想用上位法的位階,讓各部會在接下來把各種資料用在 AI 時有所準則,並且讓未來 AI 碰到各種道德問題,或是歧視問題時,給一個法律框架。」

在褪下國會議員身份後呢?

「我暫時累了啦,想沈澱一下,會期結束我就會出國沈澱一下,回來可能會成立非營利組織,繼續推科技立法。這個時間點我也沒太多設想;不管有沒有勝選,都會繼續推動科技政策立法,只要未來有其他國會議員需要,我還是會扮演政府、民間之間的橋樑。」

許毓仁提到未來時,倒是先開玩笑說要不要先創立一個「台灣數位公民黨」,只專注台灣數位經濟的問題;但接著就很認真地說,未來幾十年台灣政治光譜除了統獨、藍綠、省籍議題之外,所謂「數位經濟」、「新經濟」跟舊經濟之間的矛盾會是越來越重要的社會議題,也是世代思維的調和問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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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稿編輯:Mia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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